黃天雷,尼古拉斯Véron2022年7月07

即使在中國,企業所有權也很重要。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soe)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行為差異,如果隻是因為前者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驅動,從而產生更大的生產率增長(Lardy 2014, Lardy 2019)。中國共產黨無處不在的存在,以及它控製私營企業某些方麵行為的決心——例如,在審查和安全服務獲取數據方麵——並不能抵消這種分歧的重要性。因此,就像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一樣,在中國尋求私營部門和國有部門各自份額的準確情況非常重要(Büge等人2013年,Abate 2020年)。

在我們對中國最大公司的研究中(Huang and Véron 2022),我們收集並分析了十多年來中國最大公司中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份額變化的數據。按收入計算,國有企業仍在最大企業中占據主導地位,但它們的優勢地位正在減弱。

私營部門在中國最大的公司中迅速崛起

與其他許多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最大的公司往往沒有在證券交易所上市。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都是如此,盡管許多非上市國有企業的大部分活動都是通過持有多數股權的上市子公司進行的。因此,我們對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都進行了研究,使用了兩個部分重疊的中國最大公司排名。

第一個樣本是根據收入(公司活動的代表)排名的。我們使用商業雜誌《財富》(Fortune)編製的年度《財富》全球500強(Fortune Global 500)排行榜的數據,該雜誌從中挑選了來自中國內地的公司。這一群體增長迅速,從2005年的15家(基於2004年營收)增長到2021年的130家(基於2020年營收)。他們的總收入從2010年的2.8萬億美元增長到2020年的8.8萬億美元。2020年,這些企業的從業人員總數為2100萬,略低於中國城鎮就業總量的二十分之一,這一比例在過去十年中一直相當穩定。

第二個樣本僅限於在上海、深圳、香港和/或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內地公司,包括阿裏巴巴和騰訊等采用可變利益-實體安排的公司,以規避中國在互聯網服務等特定行業對外資持股的繁瑣規定。我們構建了2010年至2021年中國上市公司年終市值前100名的年度排名。這些樣本的員工總數和收入水平明顯低於第一個樣本,這是意料之中的,因為它們不包括一些龐大但不盈利的未上市國企,相反,它們包括一些有很大希望但規模相對較小的高增長年輕公司。這1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加起來約占中國所有上市公司總市值的五分之二。

這些中國最大公司的所有權涉及一係列投資者類別。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兩級的中國國家,直接通過政府部委或部門(如中央政府財政部)或間接通過專門機構(如中央和地方兩級國資委或國資委)、國家投資實體(如中央彙金公司、中國證券金融公司、以及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或將商業和投資活動結合起來的國有企業(如中國煙草總公司);私營企業的創始人和/或其親屬、管理層和企業養老基金;阿裏巴巴和騰訊等私營企業擔任風險資本家(《經濟學人》2018);以及外國投資者,例如日本軟銀(Softbank)或泰國正大集團(Charoen Pokphand)等多元化實體,以及貝萊德(BlackRock)或加拿大養老基金等全球資產管理公司。

為了我們的研究目的,私營部門被保守地定義為那些公司,我們稱之為“非公有製企業”,在這些公司中,國家實體持有的股本不足10%。在國有企業中,我們把國有企業和混合所有製企業區分開來,前者由國家持有多數股權,後者由國家持有10%至50%的股權。

考慮到這些定義,圖1和圖2分別以收入(所有公司)和市值(上市公司)衡量,展示了中國最大公司中私營部門的崛起。從圖1可以清楚地看出,國有企業在最大的公司中仍占收入的主導地位,這一地位遠高於中國經濟的整體地位。但私營部門的份額一直在穩步上升,從2000年代中期的零增長到2021年《財富》雜誌(Fortune)基於2020年收入的排名中的19%。

圖12004-20年中國企業在《財富》世界500強排名中占總營收的份額

至於最大的上市公司的市值(圖2),私營部門在2010年僅占8%,但在2020年飆升至50%以上,在2021年僅略有回落(至48%),盡管那年對某些私營部門主導的行業,如互聯網平台和課外輔導進行了重大打擊。因此,去年夏天的監管風暴遠未扭轉私營部門利用市值指標取得的進展。事實上,這甚至未能抵消前一年私營部門所占份額的上升,2021年底的水平遠高於2019年底。

圖22010-21年度中國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按所有權分列的總市值份額

圖3顯示了基於相同公司樣本的其他指標的類似上升趨勢。

圖3中國私營部門在幾個關鍵指標上都在增長

不是私有化,而是由表現更好的私營企業取代國有企業

中國大型企業中私營部門的發展,似乎不是長期規劃或自上而下決策的結果,而是來自自下而上的動力。這決不影響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製。”上世紀90年代,麵對重組虧損的國有部門的需要,朱鎔基總理任內的中國慎重選擇將最大的企業置於國家控製之下,盡管許多規模較小的國有企業被清算或私有化。這一政策因“抓大放小”、“以公有製為主體”的中國經濟模式而廣為人知。與這些選擇一致的是,在本世紀末之前,首批進入全球企業排名(無論是按營收還是按市值計算)的中國大型企業都來自國有部門。

在中國的大公司中,私有化幾乎是不存在的,當私有化發生時,結果好壞參半(Harrison等,2019年)。政府也沒有刻意賦予私營部門相對優勢。解釋這一觀察到的趨勢(而非國家政策)的,似乎是私營企業比國有企業更有活力、更有利可圖。中國學者拉迪(Nicholas R. Lardy)所描述的私營企業“取代國有企業”的現象,盡管政策環境顯然對它們不利(拉迪2019年)。

私營企業冠軍的出現反映了互聯網內容和電子商務平台的驚人增長,但並不僅限於這些。我們發現私營部門已經變得強大的其他一些領域,包括製造業(例如,電子、電動汽車、電池、鋼鐵和化工)、消費品和服務、製藥和生命科學公司。在我們的樣本中,平台占中國大型上市民營企業總市值的比例大約在五年前達到峰值,自那以後(遠在監管風暴之前)就開始下降,而其他行業的大型民營企業增長得更快。相比之下,金融服務、電信、能源和交通運輸仍由國有企業主導。

當然,私營部門發展的結構性趨勢——這是中國大型企業過去十年發展的特征——並不是對未來情況的萬無一失的預測。但中國經濟將回歸國有部門主導地位的說法在過去已經多次出現,與此同時,中國的私營部門也在不斷進步。沒有令人信服的跡象表明這一次有所不同。

參考文獻

Abate C, A Elgouacem, T Kozluk, J Stráský和C Vitale(2020),”由於COVID-19,國家所有製將變得更加重要。”, VoxEU.org, 7月7日。

Büge, M, M Egeland, P Kowalski和M Sztajerowska(2013),”全球經濟中的國有企業:值得擔憂的理由?, VoxEU.org, 5月2日。

Harrison, A, MW Meyer,王偉,趙磊,趙m(2019),“改變老虎的條紋:在國家半影中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 VoxEU.org, 4月7日。

黃,T和N Véron(2022),”,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工作報告22-3。

拉迪,N (2014),市場超越毛:中國私營企業的崛起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華盛頓特區。

拉迪,N (2019),國家反擊:中國經濟改革的終結?,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華盛頓。

Lardy, N(2018),“私營部門發展”,在R Garnaut,宋l和方C (2018),1978-2018年中國改革發展40年,阿奴的新聞。

《經濟學人》(2018),“阿裏巴巴和騰訊已成為中國最強大的投資者”,8月2日。

主題:金融市場工業組織

標簽:中國私營部門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公司所有權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布魯蓋爾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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